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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光華:全國兩會十大熱點前瞻

時間:2019-02-28 10:58:00來源:北大光華作者:中國MBA網點擊:

北大光華:全國兩會十大熱點前瞻

 

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北京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聯合舉辦的“北大光華兩會前經濟形勢和政策展望分析會”今天(2月27日)在光華管理學院2號樓舉行。

 

如何理解、認識和把握2019宏觀經濟形勢?從中長期看,中國經濟面臨哪些挑戰?中國當前的戰略機遇期有著怎樣的新內涵?中國經濟繼續深化結構性改革,宏觀政策、結構性政策、社會政策等如何更好協同發力?

 

針對前述問題,北大光華10位教授分別從宏觀、金融、消費、人口政策、城市經濟、數字化經濟等多角度進行分析和研判。

 

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廣播電視總臺、中國新聞社、鳳凰衛視、路透社、香港南華早報等近50家境內外知名媒體參會報道。

                              

劉俏:中國經濟需克服九大長期挑戰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金融系教授劉俏預測,到2035年,中國基本實現經濟現代化之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將達到3.5萬國際元。這是高收入國家大約在2000年左右達到的水平。

 

而要實現經濟現代化,中國經濟需克服九大長期挑戰:完成工業化進程之后,中國如何保持較高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速;如何實現經濟現代化所對應的現代產業結構;如何實現勞動力的重新配置;如何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如何應對城鄉結構變化帶來的挑戰;如何應對高端人才缺口,提升研發效率;如何提升投資效率,重塑經濟發展的微觀基礎;如何提升消費率,改善消費結構;如何提升在全球產業鏈分工的位置。

 

他認為,應對挑戰唯一的方法是更徹底的改革開放,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真正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陳玉宇:新戰略機遇期的四個特點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教授、北京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所長陳玉宇認為,經濟危機以來,中國乃至全球都有悲觀情緒,感受到了貿易保護主義、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陣痛、金融去杠桿和防范金融風險帶來的調整等。中國仍處于戰略機遇期,這個戰略機遇期有四個新特點。

 

第一,未來30-50年的國際增長格局仍富有活力,亞洲和新興市場國家將是主角,有利于中國發展。第二,技術進步(比如數字經濟)和效率是最核心的增長推動力,中國勢頭良好,長期潛力巨大。第三,人力資本是重要的發展因素,既有利于效率也有助于平等,未來30年中國是人力資本大國和強國。第四,政府和社會消費,是增長的拉動力量,也是創造平等美好社會生活的力量。

                              

周黎安:深化要素配置的市場化改革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應用經濟學系教授周黎安表示,中國過去四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從來源上分解,主要受益于跨地區、跨行業和跨所有制的生產要素再配置。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迅速擴大,以生產要素再配置為驅動的增長趨于衰減。其重要原因在于:一系列制度障礙導致生產要素市場還存在許多扭曲和錯配,嚴重阻礙了生產率的提高;要素配置的進一步市場化亟待推進和完善。

 

除了探討傳統要素——勞動力、土地、資金、技術面臨的問題外,他還分析了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凸顯了數據作為一種重要生產要素的意義和價值。挖掘和盤活數據資源的潛力,遭遇了兩個核心挑戰:如何平衡隱私保護與企業對精確數據的強烈需求之間的矛盾;如何保障數據交易中的有效競爭,避免企業基于數據優勢的壟斷。

                               

劉曉蕾:解決資金配置問題是供給側改革下一步的重點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金融系主任劉曉蕾教授認為,金融機構的供給側改革是未來幾年改革的重點,也是難點。其實我們的金融總量并不低,無論是從金融資產占GDP的比重,還是金融產業的附加值占GDP 的比重來衡量,都不低,甚至超過了發達國家。但我們面臨最大的問題是結構問題,就是資金沒有到應該去的地方,資金配置效率不高。

 

供給側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要解決資金的有效配置問題。我們傳統上是間接融資,銀行貸款為主的融資模式。未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要增加股權融資和直接融資。資本市場作為直接融資的重要環節,推動其完善和進一步發展,可能會有很多政策出來,這在2019年非常值得期待。傳統金融機構需要能夠差異化競爭,而是否能有效的利用金融科技可能是競爭中的重要決定因素。

                              

唐遙:人民幣國際化面臨有利的國際形勢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副教授唐遙認為,在未來一兩年內人民幣國際化面臨比較有利的國際形勢。最近兩個月市場修正了對美國經濟過度樂觀的期望、美聯儲加息預期迅速降低,同時中國經濟有望企穩,因此比起去年下半年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過度悲觀的貶值預期得到扭轉,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一個良好的基礎。

 

他指出,政策方面,金融市場擴大對外開放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出臺,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新的動力;中國人民銀行在應對經濟短期波動的過程中,不斷豐富和完善貨幣政策工具,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人民幣國際化需要國內的金融市場深入發展,能夠允許外國企業和政府以人民幣在我國境內進行較大規模的融資,從而增加人民幣國際使用的場景。

                                

顏色:多種政策工具確保經濟增長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副教授、北京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副所長顏色預測,2019年政府在兩會期間將設定一個較為靈活彈性的GDP增長目標,在6.0%-6.5%之間,而實際上能夠容忍的GDP增速底線在6.2%。這樣的目標能夠在穩增長與防風險的兩重目標中達到較好的平衡,保證我國在2020年順利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

 

他認為,政府并不會簡單通過加杠桿(即貨幣放水、大水漫灌)的方式確保經濟增長目標的實現,而是會訴諸于多種政治工具的組合。

 

他表示,中國經濟雖然還將低速運行一段時間,各方面的下行壓力也將持續,但是經濟指標將在二季度達到底部,大約在二季度末期開始逐步反彈上行。實體經濟的探底回升將有力支持金融市場的企穩回升;但由于政策因素和貨幣政策并無過度寬松,一線城市房地產市場將繼續承受壓力。

                                 

彭泗清:兼顧“三維度”與“雙標準”優化消費結構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市場營銷系教授彭泗清認為,對于居民消費和內需市場,需要進行系統分析和精細管理,以確保高質量的消費升級和可持續發展。

 

對此,他提出“三維度”與“雙標準”,以此來考察優化消費結構的有效途徑。三個維度包括:消費的需求結構:即消費品滿足了消費者的哪種需求(溫飽型需求/發展型需求/享樂型需求)?消費的品種結構:消費品本身屬于哪種類型(非耐用消費品/耐用消費品/服務消費)?消費的質量結構:消費品屬于哪種質量檔次(或品牌檔次,低/中/高)?

 

對于質量與需求的層級,也需要與時俱進。彭泗清提出消費升級的“雙標準”,其一是對于消費者美好生活需求的滿足程度;其二是與社會發展趨勢,尤其是五大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一致程度,即要兼顧個人的美好生活需求和全體人民的美好社會共建。

                                 

 王輝:深化要素市場改革,應對勞動力短缺問題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副教授王輝認為,應對老齡化所帶來的勞動力短缺問題,應繼續深化要素市場的改革,利用市場機制將勞動力有效地在城鄉間、地區間以及產業間進行配置,充分發揮現有勞動力的潛力。

 

第一,解決外來勞動力公共服務覆蓋率低的問題。這需要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充分保障各類勞動者共享城市發展紅利;第二,解決勞動力在跨地區流動時,其社會保障的攜帶問題;第三,鼓勵地方政府可因地制宜,結合自身發展定位與規劃布局,為不同類型的勞動者設立“量身定做”的激勵條件,實現“精準引才”;同時積極采用市場機制補償農村實用人才,實現勞動力在城鄉間的“雙向流動”,避免農村地區和農業部門出現人才“空心化”現象。

                                

 張慶華:一個城市什么樣的人口規模是合理的?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教授張慶華認為,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和產業結構的升級,中國城市的規模在不斷增長。超大城市如北京、上海面臨著擁堵和高房價等諸多問題,而與此同時,小城市面臨著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的流失。城市人口規模的分布向兩級化發展。大部分地級市人口規模低于最優水平, 不利于城市集聚效應的充分發揮。

 

她從四個維度提出建議:第一、深化要素市場的改革,促進生產要素比如資本和勞動力在不同城市間的合理流動。目前超大城市在資源分配上受到優待。2001 年開始的戶籍制度改革并未使得城市人口規模過小的情況有大幅緩解,這說明人口流動成本仍然很高, 改革仍需深化;第二、深化土地市場改革,推進城市化進程,幫助農業人口順利地流入城市;第三、培育發展都市圈,使得核心城市通過溢出效應帶動周邊中小城市發展;第四、超大城市可以發展多中心和衛星城,更合理地布局規劃土地開發,降低擁堵成本。

                                

張影:數字化轉型有助于國家政策效率的提升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市場營銷系教授張影認為,數字化的目的是從宏觀和微觀上提高效率,包括生產效率、投資效率和政策效率。在這個階段提數字化轉型,因為在全要素生產率已經降到非常低的情況下,我們需要轉換思維,從效率要增長。

 

回顧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我們的發展以體制改革為基礎,在很大程度是市場和投資兩輪驅動的,而短板是效率驅動。效率驅動增長要對市場、對企業這些微觀經濟單位有足夠的了解。從這個角度來說,數字化不單單是企業的數字化,它也包含了在企業數字化基礎之上的整個社會運行的數字化,從而為我們的政策效率提高提供非常有效的支持。

(教授觀點按照活動議程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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